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依靠法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研究

美好生活是人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想追求,而法治则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法治的平等原则确保人人拥有平等的人格、规定人人相同的地位以及赋予人人同样的法律机会,为人的尊严感的达致奠定基础。人民福祉是法治的根本目标,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确保不同群体之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地域发展上的互补互助,从而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对于公平正义而言,它既是法治必需的根本内核,又是人民满足感的基本保障。为此在初始条件中,要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在物质条件方面,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充实;在公共服务方面,要让人民群众均等地得到来自国家的关爱、照顾、帮助。法治还必须设计"弱者所扶"的法律制度,精准扶贫、脱贫,消除产生弱者的主要社会根源;织造社会安全网,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弱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完善对"失败者"的救助,为其提供重新出发的机会。     

Performing the ‘India Permitida’: The Counter-Gift of Indigenous Women Targeted by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me (Chile)

Relying on ethnographic data,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pro-mining position adopted in Chile's Atacama Region by a group of Diaguita women who benefited from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ogramme to revive indigenous culture. While the desire to escape from poverty (salir adelante, moving forward) appears as the main reason for participating, the benefits generated a sense of indebtedness resulting in allegiance to the company. The investigation also shows how this programme played a part in building a scenario in which indigenous females perform subjects apparently more suited than men to the neoliberal and multiculturalist governmentality of the Chilean State, whose politics favours mining.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算法安全与治理

随着算法的不断演化及其在计算、通信、仿真、数据分析、信息管理、信号处理及指挥控制等领域的不断优化,有关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算法安全源自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度嵌入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算法安全具有逻辑操纵的政治性、行为影响的颠覆性、场域渗透的隐蔽性等显著特点,并且会深度影响国家安全的各个维度。具体而言,算法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表现在深刻改变国家间权力结构对比、导致隐性算法依赖和逆向算法攻击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算法安全风险逐渐显现,加强算法安全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结合算法安全的特点和世界各国有关算法安全的应对举措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提高算法风险意识、培养算法专业人才、完善算法监督体系等方式来进行有关算法安全的秩序重构,以强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视域下建党百年来党对劳动问题的探索历程与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劳动问题的探索历程与实践经验是建党百年革命史的重要篇章,也是植根于中国国情推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时代发展的实践丰碑。自建党以来,植根于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坚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始终坚持党在劳动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不断完善和健全劳动问题的治理机制,在实践中探索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劳动问题治理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劳动修复与“着重保护劳动所得”的逻辑贯通

"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重要精神,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确证劳动者主人地位的根本体现,是实现劳动群众追求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的现实要求。社会主义劳动修复是我国劳动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是确保劳动者权益和提升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机制,是促进劳动和谐、推动全体劳动者体面劳动、幸福生活、自由发展的根本路径。社会主义劳动修复与"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贯通,在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性劳动和积极劳动情怀方面具有异曲同工的社会价值;社会主义劳动修复对于提升劳动者崇尚劳动理念、激发劳动者价值创造伟力、防止和纠正劳动歧视、营造公平正义的劳动环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人民勤奋劳动的多元性价值创造与劳动者多样性合理需求的完美结合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教代会改革创新 ：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理论内涵到实践路径不断得以明确,为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民主治理是新时期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教代会工作的改革创新也就成为了这一目标下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在论证教代会改革创新的理论逻辑必然性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审视高校教代会的工作现状和改革创新面临的困境,探讨了加强党对教代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教代会改革创新的运行和保障机制,以及夯实教代会民主治校工作中源头参与的实效举措这三方面的治理实践指向。     

应急状态下行政许可的实施

《行政许可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未涉及行政许可的效力基于应急状态的变动问题。行政许可的实施在应急状态下面临合法性困境,其纾解应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着手。应急状态下,行政机关原则上具有概括的许可实施职权,在缺乏可预见性的规范时,可在满足基本的形式合法性前提下,通过情事变更原则满足实质合法性。此时,行政许可的条件、审查标准与程序等应与常态有所差异。许可中止制度在应急状态下具有适用空间,其核心在于有效期的中止,适用于被许可人无过错的情况,有必要在《行政许可法》中加以规定。应急状态作为不可抗力,可能但不一定完全导致行政许可废止的结果。此时,行政许可的废止仍需以许可目标完全不可实现或者许可的继续实施极可能导致个人或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为前提。现行行政许可有效期延续制度在审查强度和程序等方面规则不明。应急状态下,应当放宽许可延续的申请期,对延续申请可以采用形式和书面审查,并建立依职权延续和临时延续制度。为更好应对应急状态,应当根据应急状态各处置阶段的需要,创设新的许可类型。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再造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L社区为例

社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城市单位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探索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完善城市社区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都市L社区为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其治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社区再造为路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良性治理模式。但现阶段仍然存在社区空间利用率不足、市场化机制缺位、“单位人”动员作用有限、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本文基于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结合社区治理的基本原理,探讨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向新型城市社区转型的实现路径,即提高社区资源整合度,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减轻居委会行政负担,以提高破产企业单位社区的治理能力。